2017年度汉语方言学科发展报告(上)

方言音系。提供了诸多新的方言调查材料。集中在湘语、土话和官话方言。代表性文章有沈明、周建芳《湖南道县（梅花）土话音系》（《方言》第2期），赵变亲《山西襄汾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王福堂《韶山方言同音字汇两种》（《方言》第3期）。

声调和连读变调。连读变调一直都是汉语方言语音中调查研究难度最大的问题，不仅涉及语音演变和变异，还涉及语法结构和韵律。代表性文章如：谢留文《江西吉安（新圩）方言的变音与变调》（《方言》第3期）指出江西吉安（新圩）方言的单音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亲属称谓等都有变音现象，变音包括高平调55、高升调35两种。吉安（新圩）方言的变调不同于一般的连读变调，变调以尾字读高平调55或低短调3为前提。发生变调的字，无论作为前字或后字，其变调模式是一样的；陈宝贤《福建漳平菁城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1期）全面描写了福建漳平菁城方言的连读变调。菁城方言连调组的构成可表示为(qn……q2q1)J(h1……hn)，连调组有且只有一个基字J，基前字qn(n≥1)和基后字hn(n≥1)可有可无。一般情况下，基字读单字调，基前字、基后字分别读前变调、后变调。同一单字调在不同基前字位置上的变调大体遵循相同的变调规则，同一单字调在不同基后字位置上的变调相同。变调前后舒促一致。变调调值没有超出单字调系统。一个单字调通常对应一个变调，为自身交替式变调。同位变调中和程度较高，后变调的同位变调中和程度高于前变调。同一单字调的前变调和后变调也发生变调中和，而且中和程度高。菁城方言小称后缀“仔”［a］及前字的变调与一般变调有别。三叠式形容词首字的变调都为高调，与一般变调有别。

关于连读变调的研究还采用了实验语音学或生成音系学的方法。代表性文章如：张静芬、朱晓农《声调大链移——从惠来普宁一带的共时差异看声调的系统演化》（《中国语文》第5期）调查记录了潮汕闽语惠来、普宁一带16个点26位发音人(另加汕头3个点4位发音人），归纳出这一带地区方言四种声调模式，并根据其差异和新老派差异推测出声调系统演化的四种链移模式：降调低化链、升调高化链、平调低化链及纯低调参与演化所形成的由降调低化链、升调高化链组成的V链大替换，而这些链移均有可能由于合并或绕道而被打断；刘新中、梁嘉莹《新疆木垒方言的单字调——一项基于声学数据的研究》（《方言》第3期）根据3595个音节的音高、时长数据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新疆木垒方言有平声、上声和去声三个单字调，和兰银官话其它三声调方言基本一致；张凌《粤语声调与降势音高》（《语言科学》第2期）通过声学实验分析香港粤语声调在不同言语形式中（包括单字调、语流中及唱歌时）的语音变体，认为单字调实际上是声调与降势音高的叠加。降势音高是说话时的一种默认的语调，附加于单字调和语流中，传统所认为的香港粤语“平调”实际上都显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文章还指出了香港粤语中声调和语调的关系，不仅是音阶叠加的“代数和”，还是调形叠加的“代数和”；宋劲庞《饶阳方言的轻声前变调与音系推导》（《语言研究》第4期）描写河北饶阳方言中的轻声前去声变调现象，假设古清浊对立以调域对立的形式保留在声调底层表达中，且轻声并非完全没有声调特征。文章建立了声调的对立层级表达式，设立了变调规则并构拟了变调推导过程。最后思考了共时变调与历时音变的关系问题，认为共时分析应具有历史理据，历史因素在共时语法中有迹可寻；梁源《声调变异中的发音与感知机制——以香港粤语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以香港粤语声调为例，探讨声调变异中的发音与感知的关联，尝试揭示发音与感知机制如何作用于语言演变。文章从个人层面比较了香港粤语发音人在发音和感知方面的声调表现，发现超过半数发音人已经出现了声调混同、少部分发音人还能保持6个声调的区分。由于处于二者中间的发音混同而感知区分的个例极少，文章推断声调混同从感知出发、再延至发音。

儿化音变。史艳锋的《豫北晋语的儿化》（《语言研究》第1期）介绍了豫北晋语卷舌儿化与平舌儿化的分布情况及安阳、汤阴儿尾与儿化的共存现象，描写了济源、武陟、凤泉、淇县等13个方言点基本韵母与儿化韵母的对应关系，总结出豫北晋语区儿化韵母的地域分布特征。认为豫北晋语伴随儿化发生四种变音：儿化引起声调的变化；儿化引起声母的变化；儿化增生闪音ɽ和儿化引起介音的变化。最后对淇县、卫辉等地儿化韵母较入声韵基本韵母所表现出的滞后/超前层次进行分析。

语音演变和历史层次。代表性文章有：曾晓渝、陈希《云南官话的来源及历史层次》（《中国语文》第2期）通过历史文献考察和语言特征比较，认为现代云南官话的主体源自明代南直隶官话（不限于南京方言），滇西丽江等地的老派汉语可能是唐代南诏贵族所学汉语异化流变的结果，与主体云南官话的来源和历史层次不同；瞿建慧《湘西乡话遇摄字的历史层次》（《方言》第1期）指出湘西乡话模韵主体层次读音共有四种类型，非主体层次包括条件音变层和“客话”渗透层。湘西乡话鱼虞韵叠置了三个层次:鱼虞有别层、鱼虞相混次晚层和鱼虞相混最晚层；李姣雷《湘西乡话咸山摄阳声韵的语音层次》（《方言》第4期）认为乡话咸山两摄基本相混，但咸山两摄四等韵保留有读洪音的现象，与三等韵读细音不同。这两摄今读有多个层次，这些层次来源于历史上不同方言的影响，影响乡话的方言有早期湘语、地缘上相邻的辰溆片湘语和西南官话；孙宜志《南部吴语果摄一等字的层次及演变》（《语言科学》第1期）介绍了南部吴语果摄一等字的今读有七个层次。层次Ⅰ：歌戈与咍灰合韵；层次Ⅱ：歌戈与皆佳合韵；层次Ⅲ：歌戈与麻二合韵；层次Ⅳ：歌戈与脂韵合韵；层次Ⅴ：歌戈分韵；层次Ⅵ：歌戈合韵；层次Ⅶ：受地区优势方言或普遍话影响而形成的文读层次。层次Ⅰ符合先秦语音特点，层次Ⅱ符合西汉语音特点，层次Ⅲ符合东汉语音特点，层次Ⅳ是先秦转入微部的字在晚唐时期与支脂之微合韵的缘故。层次Ⅴ和层次Ⅵ符合隋代《切韵》的语音特点；李姣雷《湘西乡话止摄合口三等的语音层次——兼论止摄合口[y]介音的形成》（《语言科学》第5期）提出乡话止摄合口今读叠置了多个层次，其中有多个读撮口呼韵母的层次。通过分析发现，这些读撮口呼韵母的层次来源不同，演变成撮口韵母的方式也不同。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支微入鱼”的现象，乡话的情况提示我们其他汉语方言中“支微入鱼”的现象也可能有多个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来源及演变也应该不同。

关于方言分区标准问题的讨论。麦耘的《对用统一标准划分方言的反思——以“浊音标准”为切入点》（《中国语文》第3期）提出划分汉语方言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并以一向被视为划分汉语方言最有效的标准——古全浊声母今读类型为例加以说明。由于各方言地历史上的分化节点和创新内容上各不相同，故现代方言的划分条件也应各不相同。任何一个或一组统一的标准都不足以在一个层级上划分所有汉语方言。

韵书与现代方言。代表性文章有：王洪君《〈中原〉〈洪武〉和当代方言中的见开二》（《方言》第2期）考察《中原音韵》、《洪武正韵》梗江假蟹效咸山七摄舒声韵古开口二等见系字韵类分合关系，和今官话方言中的演变和权威方言传播的层次。考察表明：（1）见开二在《中原》、《洪武》两书归韵的唯一区别在于梗开二（除影母）:《中原》一律归细音梗开三四，而《洪武》则除影母外一律归洪音曾开一。这一不同在今官话方言中仍有反映：①与《洪武》基本相同的有汴洛和杭州、南京、合肥三市；②与《中原》基本相同的则仅限北京、济南及东北的白读，它们的文读却同《洪武》；其他官话亦同洪武。（2）两书的江开二均归宕开三，今多数官话亦如此；③异于两书，扬州、武汉、成都、长沙的江开二白读却归洪，与非官话方言相同。（3）假蟹效咸山五摄的见开二在两书中仍独立一类，不同于一等也不同于三四等。当代官话中它们已向不同方向归并：上述①②两型基本归细而③型则白读归洪。此外还有“擦洪塞细”的④型，程度不同地出现在西北。（4）根据以上四型的地理分布并参考邻近非官话方言，以上四型可分别称为中部、东北部、南部和西北部官话。（5）从见开二的文白异读可以窥见：明代和清前期中期的权威方言是《洪武》型的中部官话，再向前可追溯到南宋皇室南迁之前的中原汴洛音和南迁后的方言岛临安官话，包括北京话在内的所有官话和非官话东南方言的见开二的文读均源于此，并对明代之后的北京音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南逸《新发现的闽南方言韵书〈呼音〉残本》（《方言》第1期）介绍了闽南方言韵书《呼音》残本的体例和声韵调系统，并通过调查和比较，指出《呼音》反映的应是古同安县域一带的方音。同时还比较了《呼音》与《八音定诀》，认为《呼音》是现今已发现的福建省内唯一一部平上去入各分阴阳、拥有8个声调的闽方言韵书，今本《八音定诀》应该是在《呼音》基础上的后起之作。此外还有王为民《从满汉文献对比看北京话前后中元音合并的年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黄淑芬《〈汕头话读本〉与19世纪末潮州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第1期）等。

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主要有：邢向东《方言地图反映的关中方言地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通过6组方言地图，反映关中方言v-、u-的分混，n-、ɭ-的分混，古全浊声母仄声字是否读送气音，蟹合三、止合三唇音字的文读韵母，“儿耳”的白读音，“大”的白读与“啥”的读法、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认为以西安为中心的地区与周边地区往往存在差异。东、西部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尤其典型地表现为西府方言与东府方言的对立，东部沿河一带方言与其他关中方言的对立，有的还呈现出西府、中部、东部方言的三级对立。据此可将关中方言平面上展开的不同语言特点，离析为不同的方言层次；刘艳、岩田礼《山西中部方言“兄”和“姊”同音冲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通过山西中部地区79个方言点的语料，对亲属称谓词“兄”和“姊”的类型和地理分布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兄”和“姊”的称谓在部分调查点同音，称“大大”，造成了称谓上的混乱。研究证明，“大大”是后来产生的，当来源于“大哥”或“大姐”。文章进一步以此为基础，对汉语方言回避同音冲突的几种方法做了总结。

其他个案研究。代表性文章有：李蓝《井陉方言的入声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描写河北井陉方言音系，从单字调和连读变调讨论该方言的入声调及其形成过程、机制和方式；庄初升《南方方言古晓组合口字唇化的动因再探》（《中国语文》第3期）认为早期南方方言也存在唇化软腭擦音声母［xv、ɣv］或［xw、ɣw］(多数南方方言喉化为［hv、ɦv］或［hw、ɦw］)。正是［v］或［w］这类形容性的唇化成分，才是声母［x、ɣ］最终唇化为［f、v］等的真正动因；栗华益《江西都昌方言溪群母零声母化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描写都昌县腹地14点方言溪群母的零声母化现象。溪群母［ɡ dʑ］两类浊音分别减弱塞音成分，进而消失辅音成分变成零声母。在新增声调较多、同一音节里同时存在声调与声母两组区别特征的音系条件下，都昌腹地14点方言溪群母无浊音声母区别特征，保留声调区别特征。［ɡ dʑ］声母先消失与其音质特点及发音方法有关；冉启斌《北京话塞擦音的声学格局分析》（《中国语文》第4期）从两个方面对塞擦音进行声学分析：1）塞擦音的无声闭塞段时长与有声摩擦段时长；2）塞擦音的擦音部分的谱重心与分散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时长性质指数（DI）和摩擦性质指数（FI）来反映塞擦音等辅音的声学性质，并由此构建塞擦音的声学格局。通过这些分析看到，塞擦音中“塞”和“擦”的部分与单纯的塞音和擦音相比在声学性质上有很大程度的改变，这从声学上表明塞擦音不简单地等于“塞音+擦音”；塞擦音格局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相关辅音多方面的特性；陶寰《吴语浊音声母的类型及其音系地位》（《方言》第3期）从音系学的角度讨论吴语浊音声母与声调的关系，梳理出吴语清浊声母和阴阳调关系的四种类型，认为对于太湖片、台州片和瓯江片吴语来说，声母的清浊具有独立的音系学地位；江山方言的浊音与送气清音可以自由变读；宣州片铜泾小片读为擦音或近音。个别吴语不遵循单字调阴高阳低的原则，说明浊声母或许早已清化。尽管大多数吴语保留了“塞音三分”的重要特征，但也反映出了吴语内部的多样性；贝先明《湘语浊塞音的声学特征》（《语言研究》第3期）指出湘语音系上的浊塞音从声学上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不送气带声浊塞音、弛声浊塞音。本次实验没有发现送气浊塞音，过去记录的祁阳方言送气浊塞音，分别表现为弛声浊塞音、不送气带声浊塞音、送气清塞音，新化方言送气浊塞音实际上是送气清塞音。此类成果还有盛益民《鼻音的成音节化和去成音节化——以吴语绍兴方言为例》（《语言研究》第3期），戴黎刚《蛮话清音返浊的类推机制》（《语言研究》第4期），薛才德《上海话止遇两摄合口三等字读音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集刊》18辑2017年7月），凌锋《新派上海话全浊擦音中的清声成分分析》（《中国语文》第6期），侯兴泉《粤语咸山摄开一主元音的今读类型及其成因》）（《方言》第2期），支建刚《豫北晋语擦音与塞擦音的非同步发展》（《方言》第4期）和时秀娟、梁磊《南京话响音的鼻化度——兼论/n、l/不分的实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等。

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单点的有侯兴泉《封开方言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刘祥柏、陈丽《安徽泾县查济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日新《绩溪荆州方言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和蔡国妹《莆仙方言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区域性的有曹志耘《徽语严州方言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该著以严州方言为研究对象，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分别对淳安、遂安、建德、寿昌四地方言进行描写和比较，并对九姓渔民的历史背景、方言特点以及语音特点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和分析。

此外，还有张慧丽《官话方言变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邹晓玲《湘西汉语方言音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集中在词义研究、词语考证和辞书编纂等方面。

词义研究。何亮《汉语方言［昨天］［今天］［明天］的时间表达系统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5期）介绍汉语方言［昨天］［今天］［明天］分布最广的几种表达类型分别是：“昨+词缀”“昨+DAY义成分”“夜晚义成分”“昨+夜晚义成分”；“今+词缀”“今+DAY义成分”；“明+词缀”“明+DAY义成分”“早晨义成分”“明+早晨义成分”。认为它们分别源于古代三个表达系统：1）“昨日、今日、明日”系统；2）“夜晚义成分+日、今日、早晨义+日”系统和3）“昨朝、今朝、明朝”系统。“昨+夜晚义成分”“明+早晨义成分”则是不同表达系统融合的结果。

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解释方言词语。黄河《气温作为自然因素对语言分布的影响——以“手”“脚”所指部位的地理分布为例》（《语言科学》第2期）从气温这一外部因素对语言分布的影响出发，认为不应仅仅考虑长江对移民的阻隔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作为气候分界线的意义。其次，气温等自然因素可能间接地影响一部分语言成分，通常是先影响和语言息息相关的社会、认知因素，进而间接作用到语言上。自然因素直接作用于语言，最有可能体现在语音层面。部分语言现象的形成可能是内部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的合力所致。

词语考证。主要有：黄小娅《广州话表所在和所从的“向”补证》（《方言》第3期）认为广州话中表所在和所从的hœŋ33今习惯写作“响”，与古文献中表所在、所从的“向”一脉相承。表朝向的“向”原读阴去hœŋ33，通过变音35转指表所在和所从；邢向东《“下数”“解数”同源考》（《方言》4期）从读音、语义、方言分布和语体风格方面考察“下数”与“解数”之间当为同源异流的关系；张荣荣、李炜《粤方言词“焗”来源考辨》（《语文研究》第3期）认为粤方言词“焗”的早期字形为“局”，始见于19世纪传教士所编的粤方言文献。“在焗炉中烘烤”义是“局（焗）”最早的用法，它来自18、19世纪的“广州英语”，是英文cook的记音字，“焗”的其他用法皆由此引申而来。

方言辞书编纂。肖萍的《江西吴城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收录词条近一万条，涉及天文地理、草木虫鱼、人际交往、文化教育、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及熟语、俚语、谜语、歌谣等。有利于方言词语比较研究，也有助于社会学、民俗学研究。

詹伯慧、张振兴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总字数约400万字，3000多条条目。内容涵盖以下三个部分：1）汉语方言学部分，参照百科全书体例，以特大条、大条、中条、小条分别列目，以中小条目为主。2）汉语方言部分，以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词典》分地版的42个方言点为基础，适当增加香港、台北、潮州等点，简要介绍各方言点的概况和音系，列出各点的字音对照表、词汇语法对照表。3）附录及索引部分。

李贵生《凉州方言词汇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从凉州方言的语音和语义入手研究了凉州方言的构词类型，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凉州方言词汇的历史渊源及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凉州方言词汇的基本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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