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州镇东门
廉州话研究早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便已有之,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后发现,该时期的廉州话研究贡献巨大, 主要表现在:保留了一批清代及民国时期廉州话的语言材料;第一次探讨了廉州话的系属并对部分用词的历史来源进行了考辨;记录了廉州话的源流。
廉州话是粤语次方言的一支, 主要分布于广西合浦县的大部分地区及与合浦县相邻的浦北县南部、钦南区东南部, 属于粤语钦廉片, 是钦廉片的“典型代表”之一。因此, 廉州话一直是粤语钦廉片研究的热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成果颇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廉州话研究, 多是基于现代语言学的框架进行的。但早在此之前, 传统语言学界就注意到了廉州话, 并对其开展了一些研究。这类研究成果多散见于清代到民国相关的地情文献中, 其中官方编修的方志占据了绝大多数, 也有一些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尽管受时代及方法的限制, 这些研究成果比之今日的研究而言, 一些记录并不可靠, 一些结论也略显武断, 但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旨在运用文献学的方法, 对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廉州话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 然后结合现下的廉州话研究情况, 对这些成果进行相应评论, 以明确其历史地位。
廉州镇孔庙附近
一、语言材料的保留
这一时期廉州话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在于:保留了一批当时廉州话的语言材料。这些语言材料记录的分别是清乾隆年间和民国时期的廉州话。
以清乾隆年间的情况为例, 乾隆版《廉州府志》中的记录为:称父曰“大”, 母曰“姐”;称祖曰“吒”, 祖母曰“妈”;妻之父曰“爹吒”, 妻之母曰“爹奶”;外祖曰“外吒”, 外祖母曰“外妈”;呼子曰“崽” (音“宰”) , 女曰“妹崽”;夫称妻曰“科姐”, 妻称夫曰“科大”, 弟曰“弟郎”;呼子之子曰“孙”, 伯叔呼侄亦曰“孙”;称府县胥曰“老官”, 称绅衿亦曰“老官”, 称兵曰“老将”。
民国时期, 廉州话的情况则可细分为三个地区, 即合浦、钦州和防城。其中, 合浦的情况出自民国版《合浦县志》, 其为:
父母曰“爷孃”，父曰“阿爹”、“阿爸”，母曰“阿奶”，祖父曰“阿公”，妻之弟曰“阿叔”，夫之女弟曰“小姑”，子之妻曰“新妇”，子之最幼者曰“满子”，曾孙曰“塞子”，颈曰“颈茎”, 强项曰“硬颈”，牙龈之腔曰“牙骹”……声之蜂拥而至者曰“必栗剥落”……饮酒曰“食酒”……
钦州的情况出自民国版《钦县志》,其为:
公, 海滨话“亚吒”母海滨话有称“亚爸”……姑母, 海滨话称“亚爸”。姊妹, 海滨话“子侬”, 白话译……祖母之兄弟……惟海滨话称祖母之兄曰“舅龙吒”, 称祖母之弟曰“舅公吒”。母之兄弟……海滨话称母之兄曰“舅龙”, 母之弟曰“舅公”……
防城的情况出自民国版《防城县志初稿》, 其为:
曾祖父, 祖 (客) 。曾祖母, 祖妈 (客) 。祖父, 吒 (客) 。祖母, 妈 (客) 。父, 低 (僾) 。母, 那 (客) 。自己, 温 (客) 。妻, 妻 (客) 。子, 子 (客) 。孙, 孙 (客) 。兄, 哥 (客) .....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上述材料中的部分内容与今日廉州话的面貌存在些许差异。当中一些条目明显是误记。如乾隆年间的廉州话中已称儿子为“崽” (或作“仔”) , 今日的廉州话中也称儿子为“仔”,何以民国年间反称为“子”, 乃至最小的儿子又称为“满子”?这明显是不合理的。民国年间准确的称呼恐怕为“仔”及“晚仔”。
又如今日的廉州话中表示吃的动作为“喫” (俗写作“吃”) 。民国版《防城县志初稿》中用白话发音记录吃饭二字为“辖饭”, 表明当时的廉州话中已通用“喫”。何以民国版《合浦县志》中反记录饮酒为“食酒”?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用“食”来表示吃的动作更多地见于白话和客家话。
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 如母之兄曰“舅龙” (现在称为“舅爷”) , 受限于现有的资料, 我们无法断定其是非, 姑且可以视为这些时期廉州话中的用法。
二、语言特征的探讨
这一时期廉州话研究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对廉州话的语言特征展开了初步研究。其所研究的内容有二:一是廉州话的系属, 二是廉州话部分用词的历史来源。首先来看廉州话系属的研究。乾隆版《廉州府志》中先是引用了孙北海的言论, 说道:廉州人作闽语, 福宁人作四明语。海上相去不远, 风气相关。
孙北海, 即孙承泽, 明末清初人, “北海”是他的字。他显然认为廉州话与当时福建霞浦一带的方言相似, 同属闽语。福宁, 即今天的霞浦。孙氏的言论未见附有相关依据, 但今日的廉州话中确实拥有一批与闽方言相同的用词。其中, 部分与福州话同, 部分与闽南话同。如将“天阴”称为“天暗”, 将“下面”称为“下底”, 将“筷子”称为“箸”, 这与福州话同。而将“祖宗”称为“祖公”, 将“萝卜”称为“菜头”, 将“南瓜”称为“金瓜”, 则与闽南话同。若明末清初时的情况与现在相差不大, 那么孙氏确实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可乾隆版《廉州府志》并不认可孙氏的结论, 遂针对其观点进行了辩驳:“按廉语与闽语殊不类……”, 并以上文我们提及的乾隆年间那段材料作为依据。该材料的内容均为日常用语, 其中的亲属称谓更是确定一种方言系属的核心词汇。由此看来, 清乾隆年间的廉州话确实与闽方言不尽相同。而今日的廉州话也确实不被归属于闽方言。
当然,这并不表明孙氏的观点就是错的。或许明末清初的情况与乾隆年间又有不同?乾隆版《廉州府志》中虽不认可孙氏的结论, 也提出了反对的理由, 但却并没有进一步对廉州话的系属问题进行说明。
待到道光版《廉州府志》, 廉州话便归属于粤方言, 相应的记录为:廉郡方言大概与省会相仿, 其声清婉而柔。合浦钦州言语亦略相似……
因清代廉州府隶属于广东省, 所以此处的省会指的是广州。这说明清道光年间廉州话的面貌中, 粤方言的成分已经占据主体, 所以被归属到粤方言中。这一结论与今日一致, 可谓先声。
而在更晚出现的《珠官脞录》(1927) 中, 廉州话被认为与今日北海的伢话相近, 与之同属。其记载为:武刀西村有犽族, 渔而不耕。其言语则合浦土话, 惟重鼻音, 称为“犽话”。廉中土著或即其种欤?
伢话与廉州话相似这一点, 向来都是当地居民的共识。在北海, 凡是知晓廉州话和伢话两种方言的人, 只要稍加比较, 就会感到它们几乎所有词语的说法都是相同的, 不同的只是廉州话的声调比较高扬, 伢话的声调比较低沉而已。
经专业人员调查确认, 这点也成为了学界共识。比《珠官脞录》更晚面世的新编《合浦县志》《北海市志》《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等著述也这样认为。而《珠官脞录》率先进行探索, 却是难能可贵。
接着来看廉州话部分用词历史来源的研究。上文民国版《合浦县志》所引材料中, 各条目后均附有这类探讨。其多是基于传统的“小学”, 如“爷孃”条目的考辨为:
古《木兰诗》:“不闻爷孃唤女声。”《南史》:“侯景曰:‘前世吾不复记, 惟阿爷名标’”。遵义郑珍《砚属记》曰:爷本止作“邪”。《宋书·王彧传》:“子绚, 六岁读《论语》‘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戏曰:‘可改邪邪乎文哉。’”以彧与郁同声也。通作“耶”, 杜诗:“耶孃妻子走相送。”耶即邪字隶形, 因加父作爷。
孃与娘同,女良切。而《南史·竟陵王子良传》:“子良曰:‘娘, 今何处用读书。’”《北史·韦世康传》:“世康与子弟书曰:‘娘春秋已高。’”《隋书》:“太子勇语卫王曰:‘阿娘不与我好妇。’”皆通用“娘”字, 其相混盖久。
这类训诂的内容还有很多, 出于行文篇幅的考虑, 此处恕不一一列出。而上文引用的这两个条目, 即使是用今日的眼光来看, 也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三、语言源流的记录
这一时期廉州话研究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对廉州话的源流进行了一些记录, 为日后研究提供了材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 廉州话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在廉州话的源流问题上, 却仍是众说纷纭。而旧志的记载在这方面恰好能够帮我们理清一些思路。
廉州话究竟出现于何时, 旧志中虽未说明, 但根据上文提及的材料, 我们却不难发现:最早准确提及廉州话的记载出自乾隆版《廉州府志》。该版本《廉州府志》将廉州话称为“廉语”, 并对其语言特征进行了一些记录。无论是名称本身, 还是语言特征, 均与今日廉州话的情况较为接近。这表明, 最晚至清乾隆年间, 廉州话就已形成。出现时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廉州话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最晚至清乾隆年间, 廉州话就已形成, 但乾隆版《廉州府志》中却并未言明其系属, 仅说其不属于闽语。而到了道光版《廉州府志》, 却说“廉郡方言大概与省会相仿”, 可见廉州话曾经经历了一个“粤化”的过程。这不但与如今廉州话中典型粤方言的词汇占据多数的面貌相一致, 也与清朝晚期粤商云集廉州的史实相符合。
清乾隆以前的廉州话发展史虽然不甚清楚, 但在结合旧志所载内容和现今合浦县各方言的情况后, 我们仍能抓住一丝线索。孙氏曾言:“廉州人作闽语”, 若其所言不虚, 那这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廉州人使用的是跟福建人一样的方言;二是廉州人的方言中含有较多的闽方言成分。
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在现今北海市各地分布的方言中, 有两种方言与廉州话较为接近。一种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伢话, 主要分布于营盘镇和闸口镇, 还有一种则是海边话, 主要分布于沙田镇。其中, 伢话常被归属于粤方言, 海边话则常被归属于闽方言。
伢话与廉州话的异同前面已有提及。而海边话 (又称“百姓话”) 与伢话的相同之处也不少,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二者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均为“伢”[ηa], 以至于不少人常用“海话”一称来囊括这两种方言。所不同的是, 伢话中的粤方言成分较多, 而海边话中的闽方言成分较多。
正因为二者与廉州话的相似之处甚多,所以学界也有人用“廉州方言”这一称呼来囊括这三种方言。但这三者中的海边话属于闽方言, 且其面貌较廉州话、伢话更为古老, 这点却是颇为令人费解的。
可结合孙氏的言论, 我们的思路便开阔了, 那就是这三种方言很可能之前是同一种方言, 只是后面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受粤方言影响较大者, 变成了今天的廉州话。保留闽方言成分较多者, 变成了今天的海边话。伢话的情况则是介于二者之间。
当然, 具体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研究, 只是说旧志中的抵牾之处也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比起语言面貌演变的不确定, 旧志中廉州话的扩散过程则较为清晰。以民国《防城县志初稿》中的记载为例, 其为:
本邑与廉州同滨于东京湾之土, 廉民之泛宅游家者, 常移居于县属海滨一带, 俗称其人曰“疍家”, 称其语曰“廉州语”, 又曰“海獭语”, 盖以“疍家”出没龙宫, 捷如水獭也。
可见, 今日防城港一带的廉州话是在合浦地区的廉州话业已形成后才传入的, 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很明显。但要指出的是, 上文称廉州话操持者为疍家, 这点与今日的情况有出入。因为现下北部湾地区疍家人使用的方言 (即疍家话) 从从面貌上更接近于白话, 而不是廉州话[12]1594。所以, 将廉州话操持者称为“疍家”可能只是当时防城居民的一种附会说法。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论述, 我们不难发现, 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廉州话研究于今日而言, 贡献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其保留了一批清代及民国时期廉州话的语言材料, 便于我们了解廉州话在这一时期的面貌。其次, 其对廉州话的系属展开了探讨, 并对部分用词的历史来源进行了考辨。这些内容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仍具有极大价值。其中一些与今日相同的结论, 可谓先声。最后, 其对廉州话的源流进行了记录, 既为我们了解廉州话的演变过程提供了资料, 又为我们继续开展研究拓宽了思路。
作者系广西合浦人,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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