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坚持说广东话，推动粤语文化；这究竟是一个香港主体的体现，甚或包含了些许港独的意味；还是一个归根认祖的爱国行为呢？
过去几年，因为政治形势的紧张複杂，时常会出现一些让我觉得难以理解的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晚清陈澧著有《广州音说》，其中有这麽一段非常有名，时常被人引用的论断：
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广音四声皆分清浊，故读古书切语，瞭然无疑也。余考古韵书切语有年，而知广州方音之善，故特举而论之，非自私其乡也。他方之人，宦游广州者甚多，能为广州语者亦不少，试取古韵书切语核之，则知余言之不谬也。朱子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语类一百三十八），此论自朱子发之，又非余今日之创论也。至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盖千馀年来中原之人徒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请以质之海内审音者。
这一段话，我曾经在广州许多力撑广东话的文章里见过，那些论者引用这段话，目的当然是要对抗「普通话霸权」。而站在这种主张对立面的，自然就是那些认为凡是中国人就应该讲普通话，任何推崇地方方言的行为，都代表着不认同这个大一统的国家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言论并不代表着广东人和「外江佬」有着任何本质上的分别，更不意味着广东因此该和中国割裂开来；恰恰相反，它是要从一个历史的源头证明广州话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甚至比今天的普通话还要纯正古老。也就是说，一个操粤语的人可能比今天讲普通话的一般国人，更像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
有趣的是，陈澧这同样一番话，也曾见于香港不少「城邦论」同情者的言论当中。在今天的政治局面底下，「城邦论」和最广义的「港独」是没有任何分别的。然而，「城邦论」者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段话，其实同样也是为了说明广东话要比今天的普通话更加贴近他们想像中的「华夏正统」。和在广东捍卫广东话的那些人所不同的是，「城邦论」还想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根本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最值得珍爱认同的祖国了；相反的，只有还在从早到晚讲着广东话的香港人，方是华夏天下的真正传人。
于是每次一有新闻传出当局如何在广东打压粤语，广州人异议纷起的时候，香港受到「城邦论」影响的这些朋友就显得很尴尬了。照道理讲，既然大家都是陈澧那番话的信徒，都相信粤语保留了最原始的中古唐音，同声同气，自然是要隔江声援的。但问题是虽然大家在语言问题上的言论大同小异，可最终目的却又根本不同，那又怎麽能说得上是同一条阵线的人呢？反过来看，在广州的人大概也很怕这些香港人的支持吧？因为只要和这些「港独分子」一沾边，他们自己的动机就会显得十分可疑了。
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多年，最近两年才回到香港执教鞭的程美宝教授，在她的大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当中，还能把这幅图景描绘得更加複杂。在这本书里面，她提到同样是广东人的梁启超曾经说到「广东民族」的殊异（请注意，在「民族」这个概念还是崭新的外来词语的时候，梁氏会用「民族」这样的字眼去描述广东人）：「而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梁氏甚至认为：「他日中国若有联邦分治之势，广东必为首倡者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叫做欧榘甲的广东人，在美国的报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广东》的文章，甚至主张「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非他人之广东也，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视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也」。这本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清朝道光年间一直到一九四零年代，从地方志、民俗学、经学、语言学、民谣、戏曲、大众小说，乃至于文化展览等方方面面所呈现出的广东文化论述，前引两段看似离经叛道的言论，在这本书的材料当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但是千万别把这本书，当成是坊间那许多地域文化通俗读物的一本学术补充，更不要以为程美宝教授要在这里声扬一个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广东主体。程教授真正想要做到的，首先是要借着广东的个案说明，所谓的地域文化绝非一个具有任何清晰界限的实质对象；它其实是一个不断被构造出来，被述说出来的一则故事。而晚清以来，包括陈澧那番关于粤语的描述在内的各种广东文化故事，与其说是要标榜「广东民族」的殊异，倒不如说是为了要把广东和国家拉得更加贴近。简单的讲，所有那些高谈广东文化的知识份子，到了最后都是为了促成更加一统的国家观念。
且以陈澧那段至今仍然被人不断引用的名言来说好了，仔细看，它的逻辑我们难道不会觉得十分熟悉吗？没错，与操粤语者并列广东三大语群的潮州人和客家人，在近代开始，也都很喜欢把自己的语言追溯到隋唐古音。从这类语言流变的痕迹，还可以进一步推出有名的「北人南移说」，附丽于梅关珠玑巷的传说，广东人不妨标榜自己才是五胡乱华年代南下避祸的最纯种的汉人，北方各省居民反倒是蛮夷遗种。这类言论出现的背景，是因为在北方人看来，粤语、潮语和客语这三种语言都是很难理解，甚至十分难听的「南蛮鸟语」，它们和它们所承载的风俗文化皆是在近代所谓的中原文化底下被歧视的对象。在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现代国家的观念逐步兴起的年代，这三个语群的文人和知识份子反击偏见的办法，并不是乾脆的另起炉灶，寻求自主认同；反而是利用语言等各种资源的重新描述，去诉说一个华夏文化和他们的深远关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旨不是一个和国家文化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却是中国文化在地方上的完美体现。
往后退一步看，这本书还能够为今天甚嚣尘上的种种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带来一个十分值得参考的视角。因为不管是「城邦论」，还是「爱国爱港」的大中华主义，这些说法都具备了一个非常近似的构造，就是追溯源头，从历史的资源证明一种身份认同的合理基础。或者从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的传说，去支持今天的香港人是和大陆人不同的纯粹华夏文化继承人的主张；又或者是从同一组传说出发，力证香港绝对不可能自立于大中国之外的政治结论。几乎一切围绕着身份认同的言论，都带有事实和规范等两个部分，都试图从你是个什麽人的事实，推导出你应当如何表现，如何行为，以及如何思考的结论。可能是你是个中国人，你就应该说普通话；也可能是由于你是个广东人，你就应该说广东话；甚至还有可能是由于你是个历史遗民香港人，你就应该要说中州正韵广东话。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这类讲法，在此就起到了一个权充历史事实的作用，不同的论者都相信这个事实自然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身份认同主张。唸哲学的人，大概会关心你是个什麽人的事实，如何可能推出你应当如何做的规范式结论。但是在身为历史学家的程美宝教授这里，就连大家以为确定无疑的事实，也都成了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不只是因为广东只不过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划分，历史上常常变动不居，由于行政界限的重新区划，一个人的祖先可能是广东人，可今天他自己忽然就不算是广东人了。更重要的，是通常被我们相信的历史事实，往往是我们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所描述出来的故事。从这种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可能不是一个从事实推出规范结论的推导过程；而是一个因为我想当某种人，所以我才看到了某种事实的逆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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